王吉林：創辦人不只是對文大的貢獻，對台灣教育的貢獻也是無人可比
| 文／記錄：郭瓊俐 【2012/2/9】 | 友善列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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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院王吉林教授（1965年入學，史學研究所碩士、博士） |
文學院王吉林前院長（1965年入學，史學研究所碩士、博士）
民國五十一年我師大畢業，實習一年拿到畢業證書，服完預官役，又回去教了一年書，民國五十四年考上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我便辭去教員工作，上山做專職學生。那時規定很嚴格，學生一律住校，不得在校外兼差或兼課，我是非常規矩的人，就依規定專心當學生，埋頭念書，也很少下山，因為那時很窮，沒有收入，下山要花錢。
那時研究生一年有五千塊獎學金，在學校吃大鍋飯，飯票一個月三百元，從獎學金裡扣，我還記得我住在菲華樓305 室，那裡大部分住研究生，還有部分教職員，每天研究生和教職員一起在菲華樓一樓吃飯。我史學所第一名畢業時，宋晞老師把我推薦給創辦人，創辦人大概看我年輕誠實，就把我留在學校的高級班，那時文大有高級班，學生一週教三節課，可領講師的待遇，民國五十六年教育部准許文大設博士班，學校那時的原則是讓高級班的學長先錄取，所以高級班停了，我又沒有博士班可念，便留在史學系當講師，實際上是替創辦人跑腿，替他做會議紀錄。
民國五十七年我進博士班就讀，創辦人對博士班學生特別愛護，我們的獎學金是比照講師薪水的，所以我們可以安心讀書，到處到台大、師大等聽名師講課，都沒有限制，不但如此，文大還為了我一個人，請兼任老師為我開課，至少有兩門課以上都是這樣，例如我想上「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校就為我一個人找老師來開課了，這在今天是很難想像的，顯見創辦人的氣魄。所以我博士論文寫的很快，也得力於這些個別指導。
民國六十一年我拿到博士學位，六十二年創辦人就發表我做訓導長，後來又擔任秘書處主任，主管全校公文進出，一直做到民國六十九年。
創辦人愛才如命，不管是學生或教職員，如果會念書會寫論文，他就對你特別垂青、特別好，他是重視研究的人，學校有人做研究有成績，他就很高興，如果在報章上出現華岡學生的名字，他便高興的不得了，把報紙剪下來藏在西裝口袋裡，遇到那個學生就會說：你是某某某。他對學生真愛護，是真正的教育家作風。
民國六十一年我通過博士學位不久，創辦人找我們幾個拿到博士的同學，在大義館七樓的走廊吃飯，當時創辦人有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我過了十年『三十夜』的日子」，我一聽眼淚就掉出來了。中國人的傳統是欠債不能拖過年，要在年三十還債，從民國五十一年創校到那時六十一年，剛好過了十年，從這句話可以想一想學校的債務有多大，人家可能經常來要債。但人家來要債，他把債主應付出去了，他老人家又坐下來埋頭寫文章，創辦人《中華五千年史》是在人家要債中寫出來的，一般人被討債，可能一、兩天心情都無法平復，但他老人家一坐下來就可以寫文章，這種修養真不容易。
有人說文大不發薪水，不是這樣子的，學校會欠，但從來沒有不發薪水，無論如何創辦人都會在舊曆年前，把欠薪和鐘點費發給教職員，這點創辦人是傳統的文化人，不會讓教職員沒有錢過年。
張鏡湖董事長回來接任之後，學校欠債很多，那時有華僑銀行幫他的忙，把學校欠高利貸的錢先還掉，然後董事長進行人事裁減，有些單位該合併的就合併，有些教授八十歲了，一周只教兩節課，領全薪，董事長第一年先讓八十歲以上的老師退休，第二年七十五歲以上的人退休，這樣人員慢慢減少，學校經濟逐漸好轉。還有一點，最早替學校賺錢賺最多的，是我們的推廣部，推廣部地點好，可以開出很多不同的課，而且其他學校無法比的一點是，我們推廣部的人競爭精神很強，拿推廣部的事當做競爭在做，其他學校的推廣部可能只當成是公事以外的事在玩一玩，所以我們推廣部的業績非常好。
董事長回來後，對各院系的師資特別注意，在改善師資方面，董事長花了很大的精神，對好的師資他是盡量網羅。他和創辦人很相像的地方，就是都重視學術地位和學術合作，董事長最注重的就是「你的研究著作在哪裡？」有一年中國人民大學主動打電話給我，說要出版我寫的《唐代宰相與政治》，我同意他們出版簡體字版後，向董事長報告，董事長很高興，在吃飯場合再三提起，表示這不是我們去要求人家出版的，是人家主動要出版的。
我從民國五十四年進學校當研究生開始，從沒有離開過文大，可以說見證華岡的五十年，華岡最早只有一棟大成館，當時不敢想像，現在校園有那麼多館樓、台北推廣部還有三棟大樓，這些代表學校除了克勤克儉外，從創辦人到董事長，沒有人從學校拿一點錢裝到自己口袋裡，從學生收來的學費，完全用之於教育、用之於學校，這是文大最大的特色，全台灣私立大學沒有一個學校可以和我們相比。
全台灣的私立大學中，也沒有一個創辦人和董事長，對高等教育的了解和熱誠可以和我們的創辦人和董事長相比的，這都可以坦然講的，多少私立學校是商人辦的，有的則是當年私立技職學校擴充的，在教育的學養上，簡直當創辦人和董事長的學生都不夠。這幾十年來我願意終生在華岡，就是基於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