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董事長講述創辦人對政治、教育之貢獻影響
| 文／5月7日錄音整理－李文瑜 攝影／照片拍攝－研發長鄧為丞 【2012/5/11】 | 友善列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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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國文化大學張鏡湖董事長 南京演講
張其昀先生，字曉峰，浙江省鄞縣人，生於一九○一年。中學就讀於鄞縣第四中學，向來成績均第一名，一九一九年代表寧波中等學校學生赴上海參加五四運動，他贊同吸取西方政治和文化中的某些優點，但堅決反對全盤西化，揚棄中國傳統文化。同一年他考取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創辦人在三年級時已出版7到8篇學術論文。高師畢業後，擔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曾著「虹口公園博浪之錐」一文，讚揚韓國青年尹奉吉，於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虹口公園圖炸日本白川大將，為宗邦復仇，事敗後慷慨就義。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任教中央大學。除從事有關中外史地論文的撰寫外，並關心國事，著文讉責一九二八年日本所主導的濟南慘案，並評論一九三三年國聯調查團由英國李頓勳爵「Lord Lytton」擔任團長所提出對東北問題的報告。
一九三六年應杭州浙江大學之聘。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浙大輾轉西遷至貴州遵義。一九四一年創辦《思想與時代》雜誌，內容包括中西文化、政治、經濟等問題。自第一期第二十二期每期都親自撰寫論文，後因赴美國哈佛大學講學而中止。二○○七年浙江大學出版社選擇該雜誌中五十一篇論文重新出版並當做通識教材，可見其重要性與貢獻。
創辦人雖曾擔任黨政要職，但其終身職志是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宣揚。一九六四年，他計劃編纂「中文大辭典」，邀請多位國學大師擔任編輯，數十位學者參與，歷時八年，完成了最完備的中文大辭典。
一九六八年創辦人籌備「國際華學會議」他用「華學」而捨「漢學」，因為不僅「漢學」易與「宋學」「清代樸學」相混淆，而且中華民族除漢族外還有滿、蒙、回、藏等民族，漢學實難概其全。
一九六一年，創辦人開始撰寫「中華五千年史」，但僅寫到西漢就逝世了。他所撰上古歷史收集的文獻資料，極為完整，但近數十年，中國發現了許多考古遺址和史料，河姆渡文化的發現即為一例。但其中的《孔學今義》，是傳世之作。二○一○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簡體字版，二○一二年浙江大學發行英文版。
一九八五年張其昀先生逝世，在遺書中他自稱是全神教的信仰者，西方宗教包括猶太教、基督教、希臘正教都是「人格神」的一神教。而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是「非人格神」的多神教，「道並行而不悖」。西方世界中古時代，宗教戰爭，史不絕書，十字軍多次東征即是一例。歐洲沒有像中國自秦漢以降大一統的局面，實以非人格神的宗教可以互相尊重和平共存。
前幾年，哈佛大學賽繆爾 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寫了一本書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這本書裡，有一張圖，就是在中歐從南到北，一邊是基督教，一邊是希臘神教，兩邊可以說是水火不相容，這條線穿過烏克蘭，所以，烏克蘭的東邊與西邊每一次選舉都不一樣，都因為宗教而造成了衝突。這本書是非常有有名，作者雖然有人認為有爭議，但我認為這本書的作者思想很正確。
杭廷頓之前，湯恩比教授也認為如此，創辦人就把這個思想發揚光大，就叫做「多神教」，不要互相排斥，要互相尊敬，這些我想是創辦人在思想上最重要的貢獻，因為這些貢獻，使得今日中國大陸會替創辦人建立一個紀念館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我們中國文化不能全盤西化，孔孟的學問要維持。
西藏的喇嘛教、新疆的回教發生了問題都是「一神教」所造成，希望他們能改過來，能成為一個包容性的「多神教」，就能解決中國很多的問題。這些是創辦人在學術上的貢獻。
創辦人在政治上的貢獻，其貢獻並非指做官一事。他在政治上有兩大主要的貢獻，第一個貢獻在1949年，那時候我大學剛畢業，我生一場病在家裡面休息，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是二月份，創辦人應蔣介石先生之邀赴奉化，商談國民政府遷徙問題。當時多位國民黨政要都建議西遷四川，張其昀先生則認為臺灣與海南島最宜防守，但臺灣高雄港可停泊十萬噸的輪船，而海南島港口僅能容納一萬噸輪船，對經濟發展有極大的限制。所以，創辦人建議說一定要來台灣，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當時主要的原因是「港口」，這一點我早就聽我先父談過，這是非常重要的決策。
那一年的四月，共軍快渡江，好像江陰要塞砲台還沒有失守，先父就跟我母親商量是不是要離開杭州到廣州去，我們坐了最後一班離開杭州的火車到上海，上海有一個叔父在復旦大學教書，當時上海的飛機票和船票已經是很難買了，我先父買了一張飛機票到廣州，當時報紙曾說，我先父沒有趕上飛機是錯誤的訊息，正確的是我先父買到飛機票，而我跟母親買不到飛機票，只好買船票，那幾天我們在上海就坐船去，但也是最後一班船離開上海，到廣州後我們就在小旅館裡，但是錢穆先生也到廣州，我先父跟錢穆先生就準備要籌辦新亞書院（新亞書院New Asia College創立於1949年，後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至今），新亞書院的起草書是我先父寫的。
起草書寫完以後，因獲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先生電召於這一年五月來臺灣，我和父親與母親就坐了一個很小的軍機到松山機場，那是五月十日，先住進圓山大飯店，但是創辦人來了台灣以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發生在該年七月份。這一年七月，蔣總裁赴菲律賓碧瑤與季里諾總統會談。八月又赴韓國鎮海與李承晚總統會談。兩次會談的目的在締結「遠東國家聯盟」。張其昀先生以總裁顧問的身份參與會議。七月初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從東京到台北，MacArthur是當時美軍在遠東的總司令，他居然特地到台灣，到台灣來有畫像沒有照片，這個畫像外面都沒有，只有我們中國文化大學，這個畫片是創辦人拿來的，這個畫片非常非常珍貴。
當時，假設沒有MacArthur的話，蔣公在國際上地位是不夠的，沒有辦法能夠召集鎮海會議和碧瑤會議。當時，碧瑤會議先開，鎮海會議後開，兩次會談的目的在締結「遠東國家聯盟」。當時蔣總裁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已告式微，若非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之幕後策劃，實難以有如此重要的會談。
「遠東國家聯盟」的成立表示了MacArthur美軍總部對反共的決心，但是當時美國的總統杜魯門總統並不是希望兩方打仗，他希望要和解，他的國務卿艾奇遜主動全面投降，所以，沒有MacArthur起來號召，當時遠東地區可能就丟掉，因為有這麼強硬的反應，所以才有韓戰。有些政論家認為遠東聯盟之籌劃，為韓戰爆發之主要導火線。大家都知道這是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捩點，如果當時台灣丟掉的話，今天太平洋情勢會改觀，可能共產勢力會非常的大，這是在政治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爭，我們也知道後來美國杜魯門總統把MacArthur叫回去，他不贊成MacArthur戰爭，不過，MacArthur反對總統與國務卿這種妥協的心理。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是中亞歷史轉變的轉捩點，但是假設沒有蔣總統的話，可能MacArthur也沒有辦法要一個次要的人物來召開會議，這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些大陸上面都知道是真正創辦人對兩岸關係很大的影響，這個影響大陸上面不一定歡迎，但是回看過來這是關鍵。今天他們的思維有點兩樣，不僅創辦人在處事上面是有這麼重大的貢獻，在政治上面這兩件事情是扭轉世界軍事的關鍵事情。
此外，當時，蔣公到南韓、菲律賓等國家，主要的助手就是張創辦人，包含重要的文稿都是創辦人寫的，下面接手的才是駐美代表夏公權，但夏公權他不是政治家，這些很多人都不了解，這才是創辦人重要的貢獻。